在美国国会为调查“金融海啸”“元凶”究竟是谁的听证会上，最新的主角竟然是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在疯狂投资、漠视风险的十余年间，三大评级机构不仅没有中立、客观地评定债券的信用度，反而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曾几何时，美国政府和企业总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和标准衡量世界，而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经济霸权的保护下，以一种“天赋”的优势地位对全球上至主权国家下至上市公司“评头论足”。而如今面对自己种下的恶果，就连穆迪的高管也羞愧地承认，“我们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再次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看门人”承认违背职业操守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之后，轮到评级机构的老板们接受指责了。”法新社称，在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2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指责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三大评级机构则承认，为了保住市场份额，他们曾违背职业操守。

　　在整个金融体系里，评级机构扮演着金融市场“看门人”的角色，通过“评分”来反映相关资产投资的风险度，他们亮出的“3A”评级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准。《纽约时报》23日说，从美国房贷市场的崩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评级机构大大低估了市场资产的风险。2002年到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将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别，直到今年春季，各评级机构才开始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调低，7月份后又大范围调低几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说，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英国《独立报》披露说，穆迪的一些员工直到一年前还在为单纯追求利润而对已经暴露出问题的证券给予过高评估，尤其是在2004年和2005年，为了争夺市场份额，穆迪在金融衍生品的评估上不断帮着客户往最低的标准看齐。英国《金融时报》23日说，在“降格以求”的原则下，三大评级机构的收入从2002年到2007年翻了一番，达到60亿美元。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瓦克斯曼在听证会后表示，评级机构的丑闻是美国经济的一大败笔，“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依据评级机构的评估作出判断，可他们却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联邦监管机构忽视了监管，结果就是令我们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共和党众议员谢斯不无失望地说：“我认为评级机构一点用处都没有，毫无品牌可言。如果有钱投资，我不会信任它们。”

　　尽管三大评级机构标榜“向投资者提供准确情报”，但其“预警”功能却屡遭质疑。1992年标普及穆迪给予倒闭的一家保险公司过高评级，令投资人损失惨重；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导致该郡扩大举债终至破产；2001年安然与2002年世通等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也均未作出预警。被三大机构同样评定为“A级”的企业，一家健康发展而另一家却濒临倒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这是２２日听证会上披露的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证词。此话出自穆迪一位经理级人士。三大评级机构的不光彩行为，连日来不断被媒体揭露。《纽约时报》转述曾在标普担任按揭评级业务总经理的弗兰克•瑞特的话说，公司犯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利益驱使了行为”。瑞特在2005年从标普离职，他说，其实早在2001年标普就拥有了一套更新且详尽的按揭贷款评审模式，却没有将其运用到随后的250万宗贷款案例中，因为“这种新模式不能为标普增加利润”。２２日听证会上公布的标普内部的电子邮件记录显示，一次，瑞特被要求对某个抵押债券进行评级，他请总裁提供详细资料，但总裁的回复却是：“任何对贷款信息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提供信用预测是你的责任，你应该找到某种方法来完成它。”瑞特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收到的最令人震惊的备忘录。”《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了2007年4月标普高级分析师穆尼与同事的一次网络聊天记录。穆尼的同事萨哈说：“这桩交易太离谱了。”穆尼说：“我知道，咱们的评级忽略了一半的风险。”萨哈说：“那我们就不该对它进行评级。”穆尼回复说：“我们对什么都可以评级，哪怕它是一头母牛。”《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称，评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早就知道为这些金融衍生品“涂脂抹粉”会出事，一位标准普尔的雇员2006年曾对同事说：“希望这座纸牌搭成的大厦倾倒时，我们已经赚够钱退休回家了。”

　　表面上看，银行、企业似乎是评级机构的“衣食父母”，但实际上，却是后者掌握着前者的命运。有这样一个例子。德国再保险业巨头汉诺威再保险公司本不是穆迪的客户。有一天，该公司收到穆迪寄来的商业信函，信中说，穆迪愿意为该公司提供免费的评级服务，并希望未来能为其提供收费服务。当时汉诺威已经是其他两家评级公司的客户，便拒绝了穆迪。但穆迪还是开始为汉诺威评级，并连续两年给出了很低的级别，予以公布。汉诺威仍坚持不予付费。2003年，在其他评级公司都认为其财务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穆迪突然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降至垃圾一级，结果引起抛售潮，几小时内就损失了近两亿美元。汉诺威最终不得不向穆迪投降。

　　美国《商业周刊》23日题为“找出信贷市场最弱一环”的文章质疑说，标准普尔综合指数中被评为最有价值的181家企业和机构，实际背负着3880亿美元的债务，这样的信誉指标究竟从何而来？让我们看看三大评级机构的收入构成吧。向客户收取年费以及对每项评级收费是评级机构的主要收入。也就是说，他们一边从受评级的上市公司那里收取费用，一边又要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上市公司的情况。而一些投资银行为了拿到好的评级，往往“货比三家”，挑选能给自己最高评级的机构。2001年以前，评级机构为企业评级所得到的收入占其收入的绝大部分，但随着近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膨胀，为房贷相关的抵押贷款证券评级的收入大大超过了主业收入。去年8月，标准普尔对外发言人克里斯•阿特金斯在《时代》杂志上撰文称，他们为次级债评级的收费是为公司债券评级收费的3倍，价值10亿美元的次级债可以给评级公司带来120万美元的收入。从2002年至今，与次级债相关的证券已发行了１万多亿美元，初步估算，这给三大评级机构带来了１２亿美元的收入。在利益驱动下，评级机构不再客观。以往，美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能得到最高的“３A”级的比例很小，但近年来几乎90%的次级债被评为这一等级。

　　拥有“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权势”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弗里德曼甚至说，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成为第一批会员。从此，就只有这三家机构在受保护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后来侥幸加入的评估机构也被它们吸纳吞并，其他的信用评级机构则根本得不到证交委的批准。可以说，三大评级机构的特权是美国政府赋予的。韩国《每日经济》说，为了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进行海外扩张，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对别国企业进行评级，还将国家列入评级对象，国际金融资本依据它们的评级决定是否对该国投资，一个国家如果受到低级别信用评价，不仅不能吸引到足够的投资，还会导致已有投资的撤离。资料显示，1975年标普和穆迪承接的主权评级国家只有5个，而2002年就已达到202个国家和地区。

　　三大评级机构对美国本土企业和债券网开一面，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企业却飞扬跋扈。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前总裁曾不满地表示，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成为“不受约束的世界霸权”，并“主宰着全球市场”。从加拿大到多米尼加，从俄罗斯到韩国，都对这些评级公司颇为不满。1995年2月，加拿大准备宣布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支持加元，就在政策公布前，穆迪擅自宣布将加拿大债券降级，使市场出现了加元和债券的抛售潮。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经常急剧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严厉批评三大评级公司“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最近的例子则是，在标普、惠誉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后，冰岛银行业几乎崩溃，面临整个国家破产的险境。本月，标普将韩国7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16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双重标准”受质疑

　　鉴于体制上的差异，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及中国企业的评级一直较低。直到2003年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都停留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去年7月，穆迪虽然调高了中国政府长期外汇债券评级，但仍低于美国政府国债。而中国大多数银行即使在金融危机后，评级仍停留在较低级别。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金融风暴之下，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而被三大评级机构唱高的华尔街投行却倒下了。韩国《金融新闻》3日在题为“全球评级公司的‘双重标准’”的文章中称，评级机构对美国投行的金融衍生品作出了错误的信用评价，从而招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却唯独对韩国的金融界强化标准，非常不公平。《国民日报》也批评说，亚洲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市场有差异，但这些评级机构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

　　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债券的评级。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2003年，标准普尔将包括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一些德国企业信贷评级降至垃圾级，蒂森克虏伯的股价因此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这令德国人愤怒不已。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当时，施罗德政府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断说“不”。而“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动武，标准普尔将澳外汇债券评级升至最高级。事后，蒂森克虏伯委任了一个独立调查小组评估标准普尔的决定是否公正，德国邮政等9家企业也联手反击。最后，标准普尔又上调了对蒂森克虏伯的评级。《明镜》周刊形容说，美国评级机构仿佛是一个手持“魔针”的巫师，投资者唯其马首是瞻，这是冷战后美国的另一个强权工具。

　　其实，美各界近年来也曾不断呼吁对三大评级机构进行改革、加强监管、引进新的竞争者，但由于它们在美国实施全球经济霸权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政府监管部门一直没有对其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伦敦金融城的衍生品市场分析师怀恩斯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一直以来，这三大评级机构凝聚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力量和美国的国家力量，因此其市场权力得到极度膨胀，甚至于几乎充当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美国也借助于它们在全球推销其标准和价值观。然而，国际社会却缺乏一个机构来监督这些评级机构，它们错误的判断被原封不动地转嫁到投资者身上，三大评级机构神话的破灭，再次印证了美国价值观霸权的衰落。但也有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将是最先从金融海啸中站起来的国家，只要华尔街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在，三大评级机构就仍能以“白武士”的身份，帮助美国完成其全球金融掠夺及经济霸权。